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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世纪的北宋
　　
　　这个时代之所以高居榜首，我的想法很简单，是因为这一百年里，五个姓赵的皇帝竟不曾砍过一个文人的脑袋。我是文人，这个标准虽低，对我却极具诱惑力。
　　
　　于是文人都被惯成了傻大胆，地位也空前地高。想想吧，如果我有点才学，就不用担心怀才不遇，因为欧阳修那老头特别有当伯乐的瘾；如果我喜欢辩论，可以找苏东坡去打机锋，我不愁赢不了他，他文章好，但禅道不行，却又偏偏乐此不疲；如果我是保守派，可以投奔司马光，甚至帮他抄抄《资治通鉴》；如果我思想新，那么王安石一定高兴得不得了，他可是古往今来最有魄力的改革家；如果我觉得学问还没到家，那就去听程颢讲课好了，体会一下什么叫“如坐春风”。
　　
　　当然，首先得过日子。没有电视看，没有电脑用，不过都没什么关系。我只想做《清明上河图》里的一个画中人，又悠闲，又热闹，而且不用担心社会治安……高衙内和牛二要到下个世纪才出来。至于这一百年，还有包青天呢。
　　
　　本世纪60年代的美国
　　
　　那是一个最红火又最灰暗的年代。青年人在那时，几千年来第一次打赢了反抗父母的一仗。父母代表了什么？他们供你吃供你喝，又为你安排了一个妥妥帖帖的前程，你怎能不当他们的乖宝贝？但是，儿子觉得，父母的爱已经窒息了他们的每一个毛孔。他们不得不大声自问：怎样才是一个真实独立的我？
　　
　　若我生在那个年代，我想我会和他们一起，开着破车冲上美国的每一条大路，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听鲍勃的歌，听披头士和滚石乐队的歌，大声朗诵金斯堡的诗句。当然，我们还会遇到马丁·路德·金博士，他正领着黑人兄弟向华盛顿进军。他一遍又一遍地对他们大声说：“我有一个梦想！”
　　
　　我有一个梦想！让你觉得血在烧。
　　
　　杜牧时代的扬州
　　
　　如果他肯，我愿意随他去扬州。他能够自请下放，我想我也能。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生在晚唐，盛唐国威不再，北方正是军阀割据，朝廷里两派又斗得不可开交，所以我们一起去扬州过过舒心日子。
　　
　　这是一个小家碧玉的时代，扬州就是代表。还在早些时候，徐凝就在诗里写道：“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无赖，就是天然的可爱，现在看看杜牧怎么说：“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有人说，这是亡国之音，可那些道貌岸然的兴亡说教，和我们又有什么相干呢？顾炎武固然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如果人家连这个责都不让你负呢？还是回来吧，回到这个精神上温柔的家园。
　　
　　名士时代的东晋
　　
　　《世说新语》里讲，王献之居山阴，突然想念戴安道，便冒雪连夜乘船前往访戴。天亮到了戴家门前，却连门都没敲，转身就走。仆人很奇怪，问为什么。王说：“吾乘兴而来，兴尽而去，何必见戴？”
　　
　　这就是名士风度，以心照不宣为特征。在人际关系复杂化的今天，我有理由怀念这个时代。当然，站在道德的立场上，我们有一万条理由攻击名士们都是废物，但我们似乎并不理解他们对文化的感情。
　　
　　我们都知道，对一样东西感情太深，往往并不会总是挂在嘴边。名士们也一样，对文化爱得太深，反倒不谈了。他们喝酒，穿奇装异服，品评人物，在一般人眼里是放诞，但在他们心里，却是用这些为文化筑起了一道篱笆，不让别人轻易染指。甚至连他们自己，消费的也不再是文化本身，而只是它的观赏价值。
　　
　　宋襄公时代
　　
　　春秋时，宋襄公与楚国打仗。部下劝他乘楚人半渡击之，不听，终遭败绩。宋人怨他，他却说：“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
　　
　　与敌人讲仁义道德，历来，宋襄公被看成傻瓜。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他不过是在维护一种传统军人的荣誉感，只是行将过时罢了。
　　
　　这种荣誉感，为贵族所独有。当时打仗，大概不像后来残酷，倒有点过家家的意思。战斗的胜负，主要取决于双方贵族的决斗，一般士兵，不过跟着摇旗呐喊而已。而贵族，往往又把荣誉感看得比生命还重。孔门弟子子路与人作战，宁可被打死，也要先把帽子扶正再说，就是这种荣誉感最后的闪光。另外战斗中还有许多规矩，像“不杀二毛”，就是不伤害头发花白的人，在今日看来也颇为不可思议。你尽可以笑他们痴，笑他们傻，但你不能不承认，那是一个充满人格魅力的时代。当时大地上还很空旷，做人，必须顶天立地才能自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