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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历史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的条件下”进行创造，而不是人们随心所欲地创造出来的。在“理论家”看来，这就是“必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律。这当然没有错。但是，人们“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的条件下”进行历史的时候，并不是只有一种可能，一种选择，有时有同一方向的多种可能和选择，有时还可能有相反方向的多种选择；在进行选择的时候，人们要进行多方论证，选择最佳方案；而最佳方案也可能是多个而不是一个。这个时候拍板定夺的人是关键。理智的、负责任的决策者，决不会轻易下拍。但是，历史关头的决策者，决不是个个理智、冷静、敢于负责任的，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们，不理智、不冷静、不负责任、刚愎自用、老子天下第一、感情用事的不是一两个，而是很不少。在他们的决策下，中国历史的发展云谲波诡，变化莫测。秦始皇消灭割据称雄的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这一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这无疑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的条件下”的伟大“创造”。这是秦始皇理智、冷静的选择，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然而，到二世时，秦王朝垮台了。这是秦始皇、秦二世“感情用事”的结果：为了巩固自己“创造”的成果，他们销毁民间兵器，焚书坑儒，严刑苛法，租税繁重，实行专制统治，老百姓不堪其苦，揭竿而起，推翻了秦王朝。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理论家”们自然认为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的条件下”的伟大“创造”，但是，其间的“感情用事”的成分也许更多些；正因为如此，于右任老先生才有这样的评价：“绝大经纶绝大才，罪功不在悔轮台。百家罢黜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汉武帝陵》）王安石所变之法，在与宋神宗两年多的研究、讨论中，他认为是很完善的；公正地说，这次变法是一大“创造”，有一定的科学性，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变法失败了，王安石遭到两次罢相，抑郁而病而死。变法失败的因为很多，但宋神宗、王安石的“感情用事”是不可小视的因素：神宗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安石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明崇祯企图挽救明王朝的灭亡，作了不少有所作为的事情；但是，他刚愎自用，“感情用事”地中了后金（清）的反间计，以为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残酷地将袁凌迟处死，加速了明的灭亡。晚年的乾隆，好大喜功，大把花钱，营造盛世，几乎把国库洗空；搞文字狱简直达到疯狂地步，连神经有问题的人也不放过；这时的乾隆有什么理智？完全的“感情用事”。帝王如此，达官们如何？大权在握，一言九鼎，说话算数，脑袋一热，点头拍板，就百分之百“理智”？平民百姓，在层层高压下讨生活，能不“情绪化”？几乎人人都可能“感情用事”，历史上就出现了很多偶然事件，个体人也一辈子有被命运捉弄的感觉，历史能不“云谲波诡”得让历史学家捉摸不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