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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进公社广播员红缨自杀了。她上吊的地方，就是公社礼堂的大木梁。
　　五年前，红缨在公社革委会主任陈卫东安排下坐到了播音台前。每天早中晚，螺蛳河畔准时响起她那甜磁的声音，她几乎成了全公社的时钟，也成了男青年梦中的百灵鸟。但谁也不能说出更不敢去追求——在这非常时期，卿卿我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冒头，是想被“革”得血糊淋漓的罗！
　　但刚与富农妻子彻底划清界线的陈卫东却暗暗得手了。他在公开场合对红缨冷漠疏远，私下却对她很好，常找她交流革命思想，公社礼堂的钥匙和设施都全交由她保管。由于物质匮乏，每次开大会，那排临时从学校搬来课桌拼成的主席台，只有中间那个位置铺着张台布——从供销社买新床单来代替的。一是例行节约，二是可以突出革命的中心。一次陈卫东到红缨的广播室兼卧室想“看看她的工作”，见那张漫着女人体香的床上竟还铺着条旧军毯，那是她爸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带回来的，一些小破洞还探出了毯下的稻草头。归她保管的那张台布，却规规矩矩放在木箱中。陈卫东似乎一下子有了革命的私心杂念，说：“其实，晚上你可以用它作床单。”从此红缨接受了这个安排。“我睡在了主席台台布上哩。”她想。
　　后来陈卫东开大会时坐这张台布铺的位置，晚上就睡到铺着这张台布或者说床单的床上来，红缨默默接受了。陈卫东信誓旦旦：“我们要组合革命家庭，做革命的伴侣。”听得红缨很激动也很感激。每每这时陈卫东便翻身上马，对她采取“革命行动”了。不久，陈卫东调任县革委会主任，但红缨却没能成为他的“革命伴侣”。她又无声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公社革委会主任走马灯似地换，但这“台布床单”的规矩没换，主任们的哲学很朴素也简单，就像阿Ｑ的理论：小尼姑的头，和尚摸得，我咋就摸不得？床单台布换了四茬，红缨有了些苦闷：作为回乡知青，自己是不是太懦弱太堕落？她常觉得背后有手指在戳自己的脊梁。但她依然沉默，和涎着脸来睡她的主任们也无顶撞反抗，只是脸色渐渐憔悴，原本动听的声音越来越低沉，越来越沙哑……
　　她自杀时离这场“大革命”的结束仅还有一年时间，那时她刚满二十四岁。她上吊的工具就是那些台布床单——她发疯般地把它们全撕成条，绾成了一个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