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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付的烦恼，根源在他的姓上。
　　老付自然姓付， 全名付德政。可就是因为这一个“ 付”字，叫他倒了大半辈子的霉，烦恼了大半辈子， 痛苦了大半辈子，也纠结了大半辈子。
　　春节前，五十一岁的付德政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还没来得及品咂退居二线后“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心酸滋味，就被一家私营制药厂聘去当厂长了。按说，遇到这种好事，付德政该高兴才对，可是，就因为三天前走马上任时，一把手对中层干部说了句“ 这是我们厂新来的付厂长”——而事实上他也就是个副职，所以叫他心里一直难受到了今天，独自一个人坐在办公室，又把他大半生中那些与他的姓氏相关的令人烦恼的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从心底翻腾了出来。
　　三十年前的老付还是县陶瓷厂的一名学徒工。也就是几年的工夫，他因为勤奋好学，搞了一项技术革新，竟扶摇直上，一路攀升，坐上了副厂长的宝座。那时，老付听到别人喊他付厂长，心里那个舒服呀，就像进了洞房喝了蜜。有时，别人开玩笑说，用不用喊他“付副厂长”，他爽朗地笑着说，那多绕口哩，我姓付，又是个副的，直接喊付厂长就中了，听着都是一个音。不到两年时间，老厂长调走，付德政由副转正，成为一厂之长，别人再喊他副厂长时，他心里就开始不高兴了，渐渐地，脸上也带了出来。
　　也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付德政更为尴尬、极其恼火的事。一天，市领导来厂里检查工作，粗心的办公室主任忘了说付厂长是正厂长，而当时本厂恰有一位姓郑的副厂长，主任又忘了说郑厂长是副厂长，结果导致在半天的工作汇报中，付厂长坐了冷板凳，而郑厂长却成了市领导提问和关注的对象。事后，付德政把办公室主任狠狠熊了一顿，并且在为此专门召开的中层干部会上，由他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一个听着既符合国人称谓习惯而又不致引起误会的叫法——老付。从此以后，“付厂长”就变成了“老付”。尽管后来有人牵强附会说， 付德政叫大家喊他“ 老付”，有谐音“老父”之嫌，但时间一长，大家叫习惯了，也就没人再计较了。
　　老付的命运的确因此发生了些许改变，但却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姓氏谐音带给他的不顺。
　　在陶瓷厂厂长的职位上干了几年，县里调整干部，县领导想让付德政到乡镇任职，就征求他的意见，是想当乡长呢还是想当书记。付德政当时对政界几乎没有认识，误以为跟企业一样，厂长是一把手，书记是二把手，就说最好是当乡长。他不知道，在乡镇领导序列中，书记才是一把手。付德政有苦难言，无法埋怨谁，只能期待着将来以后在乡镇或县直单位弄个书记当当。一年后，县里又调整干部，付德政因不适应农村工作， 将被调回县城。县领导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不管哪个单位，能弄个书记当当就心满意足了。很快，他被调往了县经贸委任书记职务。而一上任，他才知道，在经贸委系统，是主任说了算，书记是二把手。他又错了，心中暗想，这都是自己这个姓鬼使神差、阴差阳错造成的，一辈子也别想摆脱这个“付”字的困扰，就在副职的岗位上打转转，混到退休算了。
　　所以说，付德政心中最痛恨的一个汉字，就是“付”字，只要一看到或者是一听到这个字，心里就跟吃了老鼠药一样难受。他痛恨这个字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付德政这次到制药厂来，没办法像当初一样立即召开会议让大家喊他“老付”，所以只能自个在心里慢慢适应这种现实，默默承受。
　　明天厂里要召开新闻发布会，推荐新产品，办公室主任早已把讲话材料和记者提问所要回答的内容放在了付德政的办公桌上。付德政一看这些材料， 笑了，跟自己在十多年的书记岗位上的讲话材料比起来，这些讲话和材料简直就是小学生作文，小菜一碟。他不屑一顾地拿起笔，刷刷刷，把那些不通顺的语句和错别字全都改了过来。
　　第二天，新闻发布会如期召开。当轮到付德政介绍产品性能时，他移过话筒，顿了顿嗓子，开始用北京郊区几百公里外的普通话讲了起来。他越讲越有兴致，越讲音调越高，大有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之气概。讲着讲着，他突然发现台下的听众都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会场的秩序几乎失控。他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
　　这时，只见一名记者举手示意，向付德政提问：既然贵厂生产的药对广大患者没有任何作用，那么请问你们为什么还要生产呢？这不是在浪费国家资源，坑骗消费者，赚取黑心钱吗？
　　付德政对这个记者的提问大为恼火，眼睛瞪得像灯笼，怒不可遏说：我们厂生产的新药，怎么会对患者没有任何作用呢？
　　那位记者反问说：这不是你刚才几次三番， 信誓旦旦说的吗？
　　嗯？ 付德政一听， 头都大了，自己刚才怎么会这么说呢？他低头往讲稿上一看，差点没把自己吓死——原来稿子上几处写到的“ 绝无任何副作用” 的“副”字，全被他用红笔划掉了。